记者“认识”曹保印是因为在2007年读他的《月子：一位父亲的札记》一书。在书中，他记录了女儿天天在月子里的故事，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天天母亲的生活和他自己的生活，还有一条名叫“铁蛋”的宠物狗的生活。因为是原汁原味的私人生活记录，所以在这本书中更多的是对细节生活、局部生活的关注。比如，由剖宫产引发的故事，由母乳喂养引发的故事，由家庭宠物引发的故事，由月子禁忌引发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情趣，吸引着读者。

记者是在读完这本书后开始关注他的。记者发现，他在工作之余出版了60多部作品，比如，《思想中国丛书——全球化生存》《直击中国教育底线：39个错位与缺失的教育问题》等。通过孜孜不倦地阅读他的作品，也对他多了些了解，知道他是北京智信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著名媒体人、品牌传播与营销专家等。带着对曹保印的敬意，记者联系上了他，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家庭环境与个人成长密不可分

1972年5月，曹保印出生在河南省柘城县郭村岗村的一户普通人家，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七，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

“我父亲是我们乡（公社）的文教助理，分管学校和医院。我妈妈原本在柘城县棉织厂上班，她与我父亲自由恋爱，由于欣赏我父亲的才华，就嫁给了他。嫁过来后，住到了我父亲这边。我父亲虽然是乡干部，还是住在村里。父亲平时特爱看书，常常给我们兄弟姊妹讲故事，可以说，我们都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那时候，我们在院子里，搬个桌子，父亲弄一壶酒，剥着花生米，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比如，《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听着他讲的故事，我慢慢就听上瘾了，就想去看那本书。最有意思的是，那时我人小，看得似懂非懂的，但慢慢就能看懂了。特别是看《聊斋志异》，晚上睡觉都害怕，害怕有狐狸、有鬼。” 曹保印说，正是父亲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影响，使得他的哥哥姐姐读书时成绩都不错，而且文笔都可以。而他喜欢上写作，与家庭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

曹保印的大哥是当兵的，也是位军医，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与大哥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后来，大哥转业到了地方，在柘城县医院工作，前几年去世了。”曹保印说，大姐也是医生，后来自己做生意，现在已经退休了。二姐读书时成绩不错，大学毕业后去了政法系统工作，由于业务能力强，成了地方上的领导。二哥，人非常聪明，脑子好使，但是特爱玩，没读好书。因此，只有他在老家务农，但也做得不错。三姐读书时成绩也不错，由于身体原因，初中毕业就接了父亲的班，直接参加工作了。三哥读书时，成绩非常优秀。高考时，他的成绩可以上清华大学，但却选择了兰州大学，这与当时家里的情况密切相关。那时，父亲生病，家里没有太多钱，就怕万一报清华大学考不上，复读没钱。三哥毕业后，回到地方上工作，现在也是地方上的领导。

小学老师鼓励他以后成为作家

小学三年级时，曹保印写了一篇《蚂蚁运虫子》的作文，得到了老师认可。曹保印说：“老师在我的作文上，画了很多红杠杠，还批了一段话，大意是：写得很好，如果坚持写下去，你以后一定能成为作家。”

多年过去，说起这段往事，曹保印的脸上浮现出了幸福。他说：“看着老师的批语，心里非常激动。正是老师的这种肯定，给了我信心，开启了我对知识的渴望之门。那时，只要是能找到的书，我都读。读了，我还仔细地观察，作家是怎么写书的，然后自己也不停地写。”

老舍曾说：“熟才能生巧。写过一遍，尽管不像样子，也会带来不少好处。不断地写作才会逐渐摸到文艺创作的底。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曹保印按着这个秘方，不停地写作。

小学时，曹保印就读郭村岗村小学，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小升初也不是现在的直升，是需要考的。小学毕业后，曹保印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牛城乡中学。

“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初中时向县文联的报纸投稿的一首《春姑娘》的诗，具体内容是怎么写的忘记了，但那时，看着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非常激动，觉得自己是诗人了。”曹保印说。

初中时的曹保印，平时考试的成绩并不好，但在初升高的中考中，他却考了全乡第三名。曹保印说：“从我身上，明显感受到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产生了碰撞，但我一直相信，真正严肃的考试还是靠素质。能考出好的中考成绩，这些跟我平时的阅读有关，所以我认为，国家正规的考试是能考出素质的。”

高中时显露出当记者的潜质

“三哥高考时，刚好又是我即将初中毕业，面临着读中专或高中的选择。”曹保印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与家人商量，首先选择读小师范（现在叫中专）。读小师范，每月学校要发生活费，家里就不用养活他。可惜，那时的小师范并不好考，即便他以全乡第三名的成绩也没能考上，因为只有一个录取名额。

“当时有个怪规矩，我们县的重点高中，只要你不报它的学校，分数再高，也不收你。你要想读，得额外交180元钱。要知道，那是1987年，这是很大的一笔钱，而当时家里比较困难，虽说好几个哥姐都上班了，但各有各的家庭。而且，父亲刚去世不久。” 曹保印说，无奈之下，他选择了复读。

在曹保印复读了20多天时，他的叔叔找到他大哥说：“你让保印复读干啥，复读的结果不就是为了考高中吗？他已经超过重点高中录取分30分了，没必要复读，让他直接读高中吧。”

曹保印说：“最终在叔叔的协调下，大哥把钱交了，我才直接上了县一高。但是，县一高也有承诺，如果我考上大学，这费用就退给我。”

由于对文学的热爱，高中时期的曹保印在学校办起了文学社，自己油印报纸，还出版了自己的《火之谣.祭项羽》诗集。但在学习上，每次考试成绩都不理想，直到临近高考还剩半年的时间，才开始大量做题。最终，他在高三的最后一次大考中完美收宫。

“高中时，我们学生都是吃学校的大锅饭。一天，学校食堂的锅里出现了一只死老鼠，我模仿记者，写了一篇‘新闻稿’，内容讲的是，县一高学校食堂出现了死老鼠，造成同学们恐慌，希望学校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等。”曹保印说，写好后，他不知道投稿到哪里，就寄到了县人民政府，写明县长收。当时，他也不知道县长的名字，但这信真被县长收了，可又转到了他们学校。于是，学校开始全面大排查，问谁写的？曹保印的班主任老师甚至问他，是不是他写的？但他就是不吭声。

“最后老师说，他不会说的，但老师告诉我一句话，你身上有正义感，将来会成为很好的记者。后来学校公布，没查出来。”曹保印说，因为这件事，他高考后填志愿，全是新闻专业，希望以后做记者。只是后来，阴差阳错去了河南师范大学，那里没有新闻系。但通过这件事，他的梦想被激发了。“多年后，回想这段经历，以及我今天所从事的职业，与班主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应该感谢他。首先，他没有举报我，我的学习没有受到影响；其次，他给我的未来指出了一个方向。”

“阴差阳错”的大学时光

1991年，曹保印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谈到就读的学校，他讲起了一段趣事。

“我跟三哥的命运有些相似。当时河南师范大学的招生老师是我三哥高中时的同学。他去调档案，那时还是提纸质档案，看我的档案里有发表的作品、有诗集，一看到这样的学生，就特别想要，便把我的档案提走了。提完后，还给我三哥打了电话，说曹保印是不是你弟弟？因为档案里填有社会关系。三哥说，你怎么能提他的档案啊？他的高考成绩可以上南开大学。这个招生老师说，哪个大学不一样？到我这儿，还可以照顾他呢。”曹保印说，到大学后，这位招生老师出于对能写作的学生的喜欢，确实给了他很多关照。

1992年11月，《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去世，很多人写了悼念文章。那时，正在读大二的曹保印却写了一篇“批评”路遥的文章发表在了校报上，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我说路遥作品写得很好，可是根本不懂人生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你不顾身体，玩命地写，把自己写死了。如果你多活几年，还可以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作家的灵感不是靠一时，而是靠绵绵不断的坚持。你即使是一个表率，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表率。”曹保印说，虽然是悼念路遥，但他更要批评，也是借此给以后的作家一个警醒。反过来讲，其实是曹保印太喜欢路遥了，对他的早逝感到惋惜，甚至说是不舍得他的离去，是换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写的。

这文章被曹保印的辅导员（也就是当初的招生老师）看到了，他拿着报纸去了曹保印的宿舍，对曹保印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人家都悼念他，你还批判人家。虽然中国讲死者为大，但你写得挺有意思的。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思考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好好向这方面努力，你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评论员。”

辅导员对曹保印的肯定，让曹保印对写评论一发不可收。课余时间，他除了看书，就是写文章，因此，在大学期间，写了很多评论文章。“我们中文系有两本系刊，一本是文学系的《跋涉》，这本是文学性质的；另一本是《中文论坛》，是一本理论性质的。我担任这两本杂志的主编。”曹保印说，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写的不少文章都发表在了上面。

工作后喜欢写评论

1995年，曹保印大学毕业后，先去了河南平顶山理工学校教书，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又到了平顶山师范学院教书。工作之余，他除了写杂文，还写了教育类的文章，他的文章发表在了《教育时报》《大河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上。

2001年，曹保印从学校辞职，去了教育时报社工作。“《教育时报》创刊于1987年1月，由河南省教育厅主管，河南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河南省唯一的教育专业报。”曹保印说。

曹保印在教育时报社工作了两年多后，于2003年年底，应聘到了《新京报》。“我以前在《教育时报》时，基本上写的是教育题材，到《新京报》之后，从题材上讲，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京报》是份时政类报纸，我所在的评论部每天都要关注当天的所有新闻热点。这样，我不能只关注教育，还得关注政治、经济、国际、军事、文化、环境、农业等等，只要是当天的热点，我们都得关注，还得预判，然后再写出观点独特的文章。这时，对不了解的东西，就得恶补，比如，通过阅读或者拜访各领域的专家。阅读要给自己定个目标，我要想把这个工作做好，就得系统地掌握专业的知识，至少不能违背常识。”曹保印说，他在《教育时报》时一周做一个版，到了《新京报》一周做七个版。这样一个高强度的工作，使他必须勤奋，因此，在新京报期间，他写了不少书。 “当你给某一个领域写出20万字的书时 ，也基本成为了该领域的专家。”

由于曹保印善学习，勤思考，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很快，他就由报社的一名普通评论员晋升为《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他是2010年度十位中国最有影响力新闻评论员之一。

2011年7月，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曹保印被聘任为传媒研究院院长。同时，还抽出部分时间参加中央电视台多档节目，担任评论员和节目策划。2014年5月30日，曹保印在《新京报》工作十年后正式离职，创办了夸父逐日儿童文化创意公司。2017年，曹保印从夸父逐日儿童文化创意公司撤离出来，后被聘为中国食品品牌研究院执行院长。

走上食品品牌研究之路

“我介入食品领域，与一个朋友有关。最初，我对食品行业并不熟悉。大概是2016年，我的一个朋友在河南郑州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主要是为食品厂商服务。食品厂商产品不好卖，都是传统的业务员去拜访经销商或超市。”曹保印说，他这个朋友人比较年轻，善于利用新的社交软件，便通过微信公众号替厂商发布信息。这样一来，他逐步积累了一批经销商。但是，这个朋友不是做媒体的，对于产品宣传掌握不好尺度，就请曹保印去，希望做他公司的董事长。

由于曹保印在北京工作，去郑州工作有些不方便，但经不住对方的多次邀请，便加入了对方的团队。“一次，我问这个朋友，是怎么帮厂家卖东西的？朋友说，就是把厂家的信息变成文章，然后很多经销商看到信息，就与厂家联系。他打破了原来厂家找经销商的模式。我问什么是经销商？他就给我讲经销商的概念。”曹保印说，经过对方一讲，他似乎明白了一点，最后，他又去查资料，才明白了经销商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曹保印做了一个决定，让这位朋友给他邀请最少50位经销商，并且每年的流水都做到上亿的。这位朋友按照他的要求，很快就把经销商邀请来了。

“我在办公室里，啥也不干，就跟前来的经销商聊天，问他们是怎么把企业做起来的？以前是干什么的？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得知，很多经销商是从夫妻店开始的。他们骑着三轮车给人家送货，慢慢地送多了，就拿到了一些厂家的代理权。有头脑灵活的人，开拓了更多的市场。”曹保印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了解了食品厂商和经销商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和概念。毕竟，经销商谈到的是一线的经验，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空洞的理论。因此，他用记者采访的方法，迅速找到了其中的规律。比如，什么产品是好的，什么产品不好；什么样的包装好，什么样的包装不好。同时，还整理出了一套公关战略，开始调整公司的布局、战略结构，这一切调整后，公司迅速发展起来了。

那时候，曹保印过上了双城生活。毕竟，他家在北京，每周都穿行于北京、郑州之间。“这样来来回回地奔跑，是很累的。因此，我决定还是回到北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曹保印说，这时，中国食品品牌研究院便邀请了他。

由此，曹保印走上了食品品牌研究之路。他表示，食品企业一定要“重塑品牌价值，讲述品牌故事”。

2019年2月，曹保印又与一批文化产业界知名专家、学者、实业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智信文化产业研究院，他任该院院长。北京智信文化产业研究院是由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登记、北京市文资办业务主管的首都文化产业新型特色智库。 

食品安全需要媒体与企业共同维护

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曹保印表示，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历史性的产物，食品安全的治理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很多食品已经开始出口国外，具有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国人对于国产食品也逐渐充满信心。现在，我国的食品监管很严格，很多地方在食品安全方面已经卓有成效，但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北京的新发地、天津的红旗市场来说，都建设了快速检测室，会对送进批发市场的食品进行多次检测。当食品上市后，还会再次对食品进行抽检，并通过屏幕显示抽检结果。当越来越多的数据出现在消费者眼前时，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就会大大提高。

“曾经有一位知名的食品企业家带着某知名媒体为他本人及其企业产品所做的宣传专刊来找我，他认为专刊做得非常好，完全挑不出错，结果仅仅只是其中的一页广告，我就给他挑出了40多处错误，有些甚至是常识错误。”曹保印表示，食品工业的进步也是由企业和媒体共同推动的，但是，目前很多已经成熟的食品企业，包括部分媒体，对于基本的食品常识以及规则了解有限，加强对企业、媒体的食品安全知识普及非常重要。否则，媒体会形成误导，企业会走进误区，最终公众会被误伤。

（本刊记者  陈之秀）